在刚开始要做《李蕾讲经典》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和樊登老师做了一个对谈，他就问我，你一定会讲的是什么书呢？我的答案是《红与黑》。

为什么？对我来讲，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意向，它成为我一个念念不忘。这个意向是怎么来的，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央视曾经有一档节目叫《半边天》，主持人是张越。张越在采访很多女性朋友的时候，就讲有个女孩子给她写了一封信，这个女孩是河北人，在广东打工，她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想要赚到更多的钱。

等她到了二十七岁，在自己的父母和家乡的父老乡亲眼里面，那这就已经是一个老姑娘了，你再不回来结婚，家里人就不答应了，焦虑地要命。所以她就被催婚，返回了河北，回到她出生的那个村庄，她嫁了人。所有的嫁妆都是她靠自己打工的钱给自己置办的，那场婚礼在村里非常地体面和风光，所以她很有骄傲感。

在很多的陪嫁里面，有一样东西非常特别，那是一个台灯。张越问她说：“你为什么要一个台灯？”这个女孩子说：“我回到村庄里以后，我知道就再也出不去了。将来我就会像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一样，过着这样的日子。可是如果我有这个台灯，我把它打开，一个人在灯光下坐着，我就觉得还有一个小世界，我不是被完全地固定在身边这块土地上的。”

女孩子出嫁那天，她穿了一件红黑条纹的毛衣，张越问说：“你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穿一件大红色的绸缎的衣服呢？”女孩说：“我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小说叫作《红与黑》，我没有看过，我觉得那就是我永远够不着的外面的世界。所以在我结婚这一天，我选了这件衣服，这就是我的‘红与黑’。”

这个故事让我特别地难忘，我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开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都有选择的机会，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就能改变命运。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拼尽了全力，就是过上了一个普通的生活。但是人总要有那么点不一样，这个女孩子她的不一样，就是诗和远方，就是她的“红与黑”。

在小说《红与黑》里，它的主人公于连，一个俊俏的男孩子，他也是一个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人，竭尽全力，想要实现跨越，逆袭。可是逆袭之后，他再也回不到普通的生活中了，他甚至无法接受自己过上一个小人物的生活，打回原形，所以他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就是这一点，我觉得于连和《平凡的世界》里面的孙少安、孙少平有很多的共鸣，但不同的是什么呢？在《平凡的世界》里，一个人无论如何折腾，最后接受了作为普通人，安安静静活下去的命运。那于连呢？他折腾，他成精，他胡闹，当他发现我依然要打回原形的时候，他宁愿付出生命，这是他们的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真实的事件给了司汤达创作《红与黑》的灵感

在讲《红与黑》这个小说之前，我得说说它的背景，这本书其实是有新闻事实的。

司汤达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首先是看报。因为司汤达是一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就很关注社会新闻，在看报纸的时候他就发现，1827年，这时法国的《司法公报》刊登了一个凶杀案。

新闻事件中的男主人公叫贝尔德，是一个乡下人。这个年轻人聪明，身体有点柔弱，他跟本地的神父学习知识，然后就经过这个神父的介绍，他成为一个米修先生家的家庭教师。那后来，这个贝尔德就和比他大11岁的米修夫人相恋了。

这件事情败露了之后，他们就被米修先生扫地出门。贝尔德就去了另外一个人家任职，可是当他获得了这家小姐的芳心，准备结婚的时候，米修夫人写来了一封信，揭发了贝尔德，导致他被解雇。

从此以后，他的求职屡屡受挫，他想要重新回到教会也被拒绝，所以贝尔德就对米修夫人，他曾经的情人心生恨意。在1927年一个星期天，他就潜入教堂里，先向米修夫人开了一枪，然后向自己连开两枪，两个人都重伤倒地，最后贝尔德被判处了死刑。

这个真实的事件，就是司汤达创作《红与黑》的灵感。所以在1830年，《红与黑》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根据真实的刑事案件来改编的小说，可是它摆在书店里几乎没有人买，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写得过于犀利和直白，小说中的观点、主人翁的命运根本不能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可。

你说这是个重大的打击吗？司汤达不慌不忙地预言：“我的作品，将在五十年后被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