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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讲一本曾经启发过马化腾的书,因为这本书的序言就是马化腾写的,它帮助马化腾创立了一个新的产品,就是微信。这是一本相当严肃的学术著作,叫作《认知盈余》。
它跟我们以往讲的书可能有点不一样,它没有那么多特别有意思的工具,没有让你听了以后马上就能够去做的东西。但是这是属于深层次的学习,我们得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那些内在的驱动力来自哪儿,这从原理上让我们认识互联网世界和新的发展方向。
什么叫认知盈余呢?这是一个听起来不太熟悉的名字。咱们从十八世纪开始讲起。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伦敦出现了一大批人在大街上喝杜松子酒,这个杜松子酒又便宜酒劲又大,所以喝完了以后很多人就晕了,就躺在地上睡觉什么的。后来英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严禁他们销售杜松子酒。结果大家就偷偷卖,很多妇女就夹带这些东西悄悄卖,大街小巷根本遏制不住,很多人都在喝杜松子酒,喝完之后烂醉如泥地躺在大街上。
那么为什么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这么多人突然变成了酒鬼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公民盈余出现了。什么叫公民盈余呢?就是这些人原来是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突然进到大城市里边,成为了城市里的居民,他们无所适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么多富余的时间。
当农民是很辛苦的,农民一天到晚都有活干,就算地里的事忙完了,在家里边还要编这个编那个。你去到农村,你就会发现,家里的老人根本就停不下来,不停地干各种各样的活,因为那是他的事,就要干。所以当他是一个农民的时候,他有特别多的事要干。但是当他进到城里边,每天下了班之后,他会空虚,无聊,寂寞,冷,所以这时候他们的办法就是喝酒度日。
那么现在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其实比过去拥有了更多冗余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就是劳动保护运动。当年大家在法国游行的时候喊的口号是什么呢?“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觉,八小时干自己想干的事”,这就是当时的口号。所以八小时工作制这件事情是通过先辈们的游行才获得的。
在获得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普及化之后,现在事实上人们有了十六个小时是属于自己的,你有八个小时可以睡觉,还有八个小时可以干自己的事。这么多的冗余时间出来之后,人们干什么了呢?没有喝杜松子酒。那么是什么替代杜松子酒来填满了这些盈余的时间?就是电视。大量的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坐在电视机跟前看电视,所以看电视的时间让他们的身体长了很多肥肉,然后自己的智力也下降了,每天看一些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不知所谓的明星跑来跑去撕名牌,这样的东西耗费掉了整个社会大量公民的盈余时间。
而这个作者,就是克莱·舍基这个人,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未来是湿的》,那本书也很棒。他就说,如果我们能够从众多的认知盈余当中拿出一点点时间来,做一点点事情的话,就会很厉害。他找了一个人估算了一下,如果让所有的人创造一部维基百科,需要多长时间?
大家知道,维基百科是由网民们创造的,就是每一个词条你都可以修改,大家都可以在上面修改,结果并没有让维基百科变成一个垃圾,反倒让维基百科的量远远超过了《大英百科全书》,正确度也跟《大英百科全书》差不了多少。很奇怪,所有的公民在上面随便建设的结果,其实跟专家最后做的结果差不多,而且还更厉害。
那么创造一部维基百科需要多长时间呢?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创造一部维基百科的时间差不多是一亿个小时,就是如果一亿个人一人贡献一小时来做事的话,就能够创造一部维基百科了。那么各位知道我们浪费在电视机前面的时间有多少吗?光美国一个国家一年两千个亿小时,大家就坐在那儿看电视。
所以有一次他在跟一个电视节目制片人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维基百科,说维基百科怎么做出来的等等。他要跟电视的人讲,你们做的这个没有互动,人家互联网上是有互动的。讲这个事的时候,他认为那个制片人应该最好奇的是他们怎么做,为什么他们会有动力做这个事,结果那个制片人停下来就问他,他们怎么这么闲呢?这些人怎么这么闲呢?然后克莱·舍基觉得很好笑,你一个做电视的,你竟然问别人怎么这么闲,你还不知道吗?别人这么闲,都是被你们做电视的人搞的,你们整天给他们提供很多垃圾的东西,很多时间快餐。
所以这本书探讨的就是如何使用人们的盈余时间,如何使用人们的认知盈余去创造更多有意思的事,因此你把它定义为“互联网的一本基础理论书”是非常恰当的。现在我们所做的大量共享经济,优步,Airbnb,知乎,几乎全是来自于对认知盈余的开发,而且还远远没有开发够。
腾讯算是做得最好的,就是马化腾用这个理论做了一个微信,微信就把大量的人从电视前面拯救出来了。拯救出来干吗呢?低头开始刷微信了。但是你发现低头刷微信又造成了一个新的盈余,就是微信上的垃圾信息也很多,大家一天到晚刷着无聊的东西。
所以有没有人会从微信里边再分一杯羹出来,让他们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呢?比如说大家一块儿读书?所以这就是我们读书会当年设计东西的时候的一个理论支撑。这就是把大家的盈余时间利用起来,我们不但可以给别人传递书籍,还可以去做推广,还可以让更多的人开始读书,这就是建立在这本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人们除了喜欢消费之外,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喜欢创造和分享。而过去我们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的最大问题是根本没法互动。我前两天去参加了一个广播节目,我一进去,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问他们,有没有互动?广播怎么互动?他们说还是靠微信,所以广播是靠着微信来互动,在微信上提了问题,然后在广播里边说,所以我是没法跟广播前面的人去直接沟通的,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所以这就是传统媒体现在被新媒体打得节节败退的一个原因,因为没有存在感。
你们看小朋友们玩A、B站,然后上面一定有弹幕飞来飞去的。我们成年人,就像我这样年纪大一点的成年人根本看不过来,我看那弹幕就不知道该看哪儿,这么多的字,他说什么就完全搞不定。但是人家可以一边打字写,一边看着弹幕飞,情节也看到了,然后底下的字幕也看到了。所以我经常就说,人的大脑真的是在不断进化的,我们的孩子会比我们聪明很多。
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跟我爸爸一块儿看电影,我就会发现,我老爸看不了带字幕的电影。我老爸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也有文化,他肯定认识那些字,但是他就照顾不过来,到底是看字幕还是看图像,他照顾不过来。所以我们看那种带字幕的国外的电影是没有问题的,说明我们的大脑反应越来越快,但是我们的孩子们看弹幕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为什么这些小孩会在里边不断地去刷这些东西,还给人打赏,还给人钱?因为他所要获得的东西绝不仅仅是消费而已,他所要获得的是创造、分享和参与,这种参与的感受是每一个互联网时代的消费者所共同具备的特征。
为什么开发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呢?就是当群体足够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不可预知的东西会变得可预知。比如说你很难搞清楚今天有多少人会走进你这家店里边来买一块披萨,但是如果你门前的人流量足够大的话,你就能够准确地预测出你每天大概能卖多少披萨。这就是开店的一个简单的原理。所以当互联网上的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参与和分享的时候,过去对一个单个的个体难以预知的事情,现在就变得很容易预知。
而且人多了以后,可以使不可能变成可能。911事件发生了以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采用的都是当时在附近的人所拍摄的画面。这个是新闻划时代的一个标志,从此以后,几乎所有的新闻都被我们看见。你能够想象吗?在过去,我们是看不到新闻现场的,我们只能够看到新闻的废墟,我们只能够看到有一组记者赶过去了,还在路上,到那儿已经开始收尸了,这才算是新闻,我们根本看不到新闻的现场。但是随着人变得越来越多,几乎没有什么新闻可以发生在不被别人看到的地方,甚至连一个官员在饭桌上乱说话这件事,都能被人拍下来,然后放在网上。所以过去很多不可能的事逐渐地就变成可能了。
这里边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案例。网上有一个分享的,叫大笑猫,其实类似大笑猫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现在也在做,就是给一张动物图片下边配一些很有意思的画,然后就会觉得很好笑,觉得那个猫在说什么样的话,就很好玩。
这个东西激发了人们特别多的想象力,大量闲着没事干的人会把各种各样的猫搞得特别可爱,然后到处转发。你说,他为了什么呢?他赚了什么钱呢?当然有的公众号或者有的企业真的靠它做了一些传播,赚了钱,但是大部分的人是没赚这个钱的,他就是觉得参与很好玩。
所以我们现在互联网上有一句话,叫作“别被网民玩坏了”。什么叫“别被网民玩坏了”?就是你一旦成为了大家开玩笑的对象,你想不红都做不到,很多人会在你这件事上不断地添砖加瓦,添油加醋,让这个事变得特别好玩。
《我爱我家》里边葛优演的那个流浪汉,上访的专业户,就躺在那儿,哪儿也不走,就那个镜头,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个镜头有多么了不起。但是当它被人们玩坏了以后,当人们用大笑猫的方式给它添入了各种各样的词,各种各样的背景,然后给它做各种Cosplay,然后把它做成那么好玩的东西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从此以后,任何一个人只要那么一做,大家就会想到葛大爷躺在那儿的感觉。这就是共享产生的娱乐效果,这个叫作公用性的使用,就是你用认知盈余创造了一些公用性的工具,好玩的娱乐话题等等。
另外一种使用叫作公民性的。公民性为什么跟公用性不一样呢?公用性并不去强调这个东西对于社会的改变和责任,而公民性强调这个。这里边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肯尼亚竞选的时候产生了很多暴力的事件。老百姓是特别反对暴力事件的,但是没办法,因为各种宗派都特别厉害,他们就有很多暴力行为发生。结果就有人在网上说,咱们搞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叫作Ushahidi。
这个Ushahidi是干什么的呢?它负责收集所有人在网上所拍摄到的暴力的照片,哪个地方只要发生了暴力事件,它就把照片收集到这个平台上来。一开始是手动收集的,你想,得有多慢!后来发现太多了,到处的人都在上传各种各样的照片以后,它就变成了机器自动抓取的。所以Ushahidi后来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监控暴力行为的最重要的平台,就是只要能够被人看到的地方,政府就不敢表现得太过分。所以当民众纷纷拿出手机开始拍摄种种暴力行为的时候,整个肯尼亚的暴力行为就在不断地下降。
这个就叫作公民性的应用。我们用分享自由时间,用认知盈余的理论,不仅仅能够创造公用性的功能,更能够创造很多公民性的应用。我认为在中国做得最有意思的一个公民性的应用就是“送我回家”,就是小孩子走丢了,每个人拍一张照片传上去,然后慢慢地找到他的父母。很多传统人士会认为,我们花了那么大力气都没有找到这些孩子,好难找的,这有什么用?结果有人飞快地就找到了很多的孩子。
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周边,所以一旦你让更多的人开始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上传的,只要你拍照上传,你就有机会帮到这个孩子,人们就都愿意出一把劲。而且不需要花费太大的成本,反正在你盈余的时间,你也要发微博,只是拍一张这孩子的照片发上去就好了。这就是公民性的应用。因此这是我们整个这本书的背景,我们知道它是要干什么的。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革命性的变化?首先我们要知道,是工具赋予的可能性。工具的改变是划时代意义的东西,就好像蒸汽机、印刷机、指南针,这样的东西一旦发生,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会发生改变。而这一次最重要的工具性的变化就是互联网的分享机制。
有一个案例。2008年的韩国,那时候的李明博跟现在的朴槿惠的状态可能差不多,都是焦头烂额的,为什么呢?因为李明博当时没有经过大家的认可,就私自和美国签订了一个协议,允许进口美国的牛肉。而韩国当时是既要保护韩国的牛肉,又恐惧美国的疯牛病,有些人甚至觉得总统不尊重韩国人的安全和健康,就为了讨好美国,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所以大量的人上街游行。
你知道那时候上街游行的主力是什么人吗?他们观察发现,主力人群是小姑娘,都是十四五岁的中学生,然后一个个在街上抗议,露营,不回家,住在公园里边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