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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与周口店遗址】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了。1918年，著名的考古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这个地方发现了古生物化石，还有石斧和石刀。这时候中国的年轻学者袁复礼加入进来——袁复礼刚从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师丹斯基和袁复礼等人一起，在仰韶村的十七个发掘点挖掘出大批彩陶、石器以及一些骨器和蚌器，装满了十一个木箱。……两年后，在《中国远古之文化》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仰韶文化’的概念，确认它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因为许多西方学者一直认为，中国不存在石器时代的遗迹。”但是这又造成了另外一种偏见，就是安特生他们认为：“彩陶很可能是从中亚经由中国西北传入中原的。”所以后来中国的很多考古学者，就在针对这个问题，不断地回击“中国文化西来说”。

在北京的郊区周口店考古的时候，安特生发现了可能是人的牙齿的一个线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古人类学家步达生和安特生是老相识……他和翁文灏商量后，决定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资金……专门负责周口店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双方约定，古生物标本出土后，由协和医学院保存，并进行研究，但是，所有文物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必须永远留在中国。”

这里边有两个年轻人非常重要。“1928年，二十四岁的裴文中和三十一岁的杨钟健一起来到了周口店。杨钟健刚刚从德国留学归来，在慕尼黑大学主攻古脊椎动物学，获得博士学位。”裴文中当时是北大毕业，但是他成绩不太好，只能够做“练习生”，薪资也只有杨钟健的三分之一。考古是非常不容易的，要挖几十米深。“（他们）一直坚持到大雪封山，发掘了五百七十五箱化石，找到了两个远古人类的右下颌骨化石，其中一个还有三颗完整的臼齿。”就是说，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中国的古人类生活过的地方。

【史语所的考古发现】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史语所成立后，在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这要从1928年8月13日，董作宾来到安阳小屯村开始说起。安阳当地的人喜欢收集“龙骨”（甲骨），把它们当作中药的一味材料。当董作宾来到这儿以后，发现“龙骨”上全部都刻了字，有大量的甲骨文。董作宾喜欢用河南话喊“老天爷”，说这个要赶紧开发，他就赶紧找傅斯年申请要钱。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闯将，后来到欧洲留学。他在1928年成立了史语所，讨来了一千银圆，用这一千银圆资助董作宾开始发掘。

1928年10月13日开始发掘，开始的时候相当不顺利，因为董作宾是一个受金石学熏陶长大的人，他的考古重点根本不在于考古的发现，而在于甲骨文的研究。那个时候的学者为什么开始重视纸上和地下的结合，就是因为：“192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中国欲求真正的复兴，必须追本溯源，理清文明嬗变的轨迹，才能以古鉴今，重塑文明的新格局。在现代语境下，国家意识的苏醒催生了对民族身份的探寻，学界首当其冲。”所以傅斯年当时有一句话，讲得特别有意思，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从《长恨歌》中化用了一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就是希望纸上和地下的研究能够配合在一起。

之后李济从清华加入史语所。李济是人类学的博士，所以有这方面的根底。他带来了一些年轻人，包括王庆昌、裴文中。大家听到裴文中这个名字觉得很熟悉，裴文中是先到了殷墟，在殷墟表现不好，又被派到了周口店，结果没想到在周口店竟然有了人生重大的发现。当时有很多地头蛇，因为看到来了这么多的学者，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他们就认为殷墟这个地方一定有宝贝，所以到处乱打洞，这件事情让学者们非常头疼。他们还要带着武装，有时候会与盗墓贼交火。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考察，安阳考古进行了十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