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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我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吗？》音视频演讲实录的部分内容，成为樊登讲书VIP即可获得全部内容。

各位好，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叫作《我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吗？》，相信很多人都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这本书中带给我最大冲击的观点是，男性比女性更不容易寻求帮助，男性遇到问题更愿意挺着，不说话，一个人在阳台上默默地忍受。

这本书试图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心理治疗如何解决情绪问题，都有哪些心理治疗的方法，你应该使用哪种治疗方法；第二个是应该如何选择心理医生；第三个是在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产生不适时该怎么办。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有二十多年CBT（认知行为疗法）治疗从业经验的导师。她在这本书的开篇提到，她是很多来访者最后的救命稻草。很多人不到万不得已，几乎都不会愿意去挂号看心理医生。所以对于她的每一个患者，无论表面看起来症状如何，她心里都很清楚，她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所有人在面对心理问题的时候都会感到不安，然后陷入拖延状态。对心理治疗的拖延比对修车的拖延要严重得多。你想，如果你的车有一个轮胎漏气了，你能挺多长时间不去修？最多一两天你就会去修。有一次，作者的车出现了一个小毛病，但她“拖延症”发作，一直不愿意去修。她越是不去，压力就越大，因为去了以后就要面对技师的盘问：“你为什么不早点来？你为什么把车搞成这个样子？”她就会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实际上，拖延修车的人是很少的，但是拖延给自己看病的人是很多的，尤其是心理疾病。很多人觉得我能够再挺一挺，我自己可以再适应一下，说不定过两天运气好了，就挺过去了。实际上你可能很难挺过去。

还有一个压力是来自对他人评价的恐惧。比如有一次，我陪一个朋友去精神病医院看病，结果在走廊里遇到了熟人，然后他就特别惊讶，说：“樊老师，你也来看病？”我当时确实感受到了压力，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去看精神科或者去看心理医生是会受到周围人异样眼光的。当然这是我们需要打破的观念，是需要我们突破的一种心理。其实，看心理医生跟看感冒是一样的，有病就应该去看。人们在面对他人评判的恐惧时，就会拖延。拖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一直拖到自杀想法出现的时候。很多主动去找心理医生看病的人，是因为想自杀的想法把自己吓坏了，觉得“我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个”，他这时候才会想去自救。

还有一个问题，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心理医生会用“箭头向下法”来帮你找到内心当中的核心诉求到底是什么。举个例子：

治疗师：你对来这里和我谈话有什么感觉？

来访者：我肯定是疯了。

治疗师：如果你疯了，那意味着什么？

来访者：我失去了理智，没有自控能力，不能再被信任。

治疗师：如果你确实没有自控能力，不能再被信任，那又意味着什么？

来访者：我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做任何事，我没有选择，只能让别人告诉我该做什么。

治疗师：如果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意味着什么？

来访者：我无能为力。

这是心理医生在通过不断往下追问来找到受访者的心理动机，你会发现他们是为了逃避无力感。无力感就是“我的生活失控了，我的生活我掌控不了了”“我的情绪我掌控不了了”“我的心情我掌控不了了”“我对他人的理解产生了偏差，我的人际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困难，而这一切的原因我都不知道，我都弄不明白了”。这种无力感，会促使一个人想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人们不愿意去看心理医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小被教育要学会克制。我们从小到大都被教育，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一个人能够自己做事就自己做事，能够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尽量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而当我们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不能自助的感觉，这种感觉会打破我们从小到大养成的“自己帮自己”的习惯。这也是阻力之一。

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受到社会共享信念和态度的影响，形成思维惯性。如果周围的人都对有心理疾病的人施加压力，那你也就会有这样的思维惯性。

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患者会有刻板印象。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者说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末，学术界始终有过度定义障碍的倾向。比如在我们小时候，我被老师和我妈妈怀疑患有多动症。有一次我听到他们在商量要不要带我去医院看病，觉得我有多动症。很多小孩子被诊断为多动症。在美国，有很多儿童甚至从六岁就开始吃精神类药物。这可能就涉及过度定义的问题，也许这不是一种病，但是学术机构和医院把它定义为一种障碍。而患者有了障碍就得吃药，吃药以后就会出现药物反应，有的孩子就会表现得更怪，这让医生坚信：“你看，这孩子果然有病。”实际上，如今已经在开始不断地“重新定义正常”。如果一个人有一定的强迫行为，你不能把它简单地定义为一种障碍，这可能属于正常的范畴。以上这些问题，造成了我们对心理治疗的恐惧，以至于很多人不愿意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我们要了解情绪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