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登：各位好，这里是樊登读书。我们今天请到了刘东华先生，来讲讲正和岛写的这本新书，叫做《本质》。欢迎刘老师，欢迎您。

刘东华：谢谢。

樊登：彼得·德鲁克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旁观者》。我觉得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被称为旁观者的人，可能最适合的就是您了。因为您做《中国企业家》杂志，陪伴了那么多企业从小到大、然后从大到强的成长过程，现在又创立了“正和岛”，带领更多的企业家一块学习，互帮互助。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提炼出“本质”这个词的？

刘东华：如果说是旁观者的话，我确实一直在旁观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出现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但是我觉得我又不是一个单纯的旁观者。因为在为企业家服务的过程中，做媒体，包括后来创建企业家俱乐部、创建正和岛，突然发现我也是个天生的创业者。所以这样的话，对企业家们就有更多的感同身受。

像我们这样的媒体人，天然地认为应该做一件事情。因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的崛起。原来全世界都看不起中国，首先是在实力上看不起你。但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一下子很快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实力的崛起到底是什么在支撑？那肯定是千千万万企业的崛起。而企业的背后其实就是企业家，是企业家精神。哪些人最能够代表整个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所以我们说40年，我们要挑选40个人，把这些人的思想串起来。但是确实非常难。

樊登：我觉得你们这本书选材的角度特别有意思。我发现它不是临时约稿，而是把这个人在过去40年当中你们认为最有价值的那一篇文章拿出来，可能那篇文章代表的就是当时的一个历史节点。

比如说咱们先从您那篇文章讲起，叫《先论是非，再论成败》。这篇文章当时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发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是成了当时的一个文化现象，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连我这样的局外人，我当时又不创业，又不是做企业家媒体的，我都能够知道这个标题。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篇文章？

刘东华：这本书确实是特殊。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依照历史的纵线把最有价值的人、最有价值的思想串起来。我这篇其实是个小文章了，就是十年前写的《先论是非，再论成败》。这篇文章在什么时候写有意义？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个大家都知道的残忍的现实，叫“成者王侯败者寇”。西方有同样的观点，说成功者才有资格制订标准，甚至是是非的标准。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会写出来这么一个题目？实际上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为企业家服务那么多年，在服务的早期，一直是想如何帮助中国企业做强做大。后来发现中国企业家又刻苦又善于学习，就是企业和企业家都成长得非常快。

结果发现你不用担心中国企业做强做大了，你也不用担心中国实力的强大了。你应该担心什么呢？你突然发现成功的企业家未必受尊敬。中国崛起了，中国实力崛起了，但是走到全世界，人家觉得中国人的面部是模糊的，眼神是混浊的，行为是不受尊敬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思考：这些最有能量的人，离成功和财富最近的人，他们背后是什么东西在支撑他？他为什么追求成功？如何追求成功？成功之后干什么？这成为比成功和拥有财富更重要的事情。

当然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背景就是互联网的崛起。互联网的崛起当然给人类带来很多福祉，其中一个重要的福祉就是信息的公平、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