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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登:各位好,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叫作《一生一事》,副标题是“做书的日子”,作者是三联书店的前总编辑李昕老师。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李昕老师这个名字,但是我们常常说起李敖、钱锺书、杨绛、杨振宁、梁凤仪、钱学森,这些人种种大作的背后,都有着李昕这个名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出版业的前辈——李昕老师。欢迎您,李老师。
李昕:樊登老师好。大家好。
樊登:不敢。这本书是从您大学毕业写起的,您这一辈子就做出版?
李昕:只做出版这一件事。
樊登:我看您其实中间有很多次其他的工作机会,比如说调到清华当个老师,或者是那时候流行下海经商,八九十年代可以选择下海经商……
李昕:对,甚至可能出国留学,但是我都没去。我觉得做书还是满足了我个人的兴趣和需求,我觉得做书这件事值得坚持做下去,所以就一直做下来了。
樊登:我觉得这本书是送给所有爱书人最好的礼物,大家读这本书才能够知道,一本好书要经过怎样的机缘巧合,还要经过多少人不断地努力,这些要素合在一起,才能够出现一本真正的经典。这里边有太多的经典了,向您致敬。
李昕:那我是怎么帮助李敖出名的呢?我是借着柏杨来宣传的,因为当时柏杨在大陆先出了书,名声大噪,可是大陆还没有人知道李敖。而我因为当年在北大听过报告,知道柏杨和李敖在台湾是齐名的,所以我就借着这个点来宣传,号称读了柏杨的人不能不读李敖。我做了这种类型的广告,然后把李敖自己吹自己的那些话都印在封底了——“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把他这段吹牛的话印到了封底。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把这样的东西印在书的封底很不严肃,有人批评过我,觉得怎么能这么干。我说:“你们别当真,这就是一条宣传语而已。”
樊登:但这确实是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李昕:那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没有任何宣传手段,但是我想把这本书做成畅销书,我就跑去找新华书店总店。1989年,那时候还没有民营书商,所有的书都是通过新华书店这个渠道发行。我找到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那个发行员名叫高淑艳,我跟她商量说:“我这本书想卖得多一点儿,你有什么办法?”她说:“那你就印宣传海报。”我说:“我给你印一万张。”
然后我就把这一万张海报印了出来,这个海报的宣传词主要意思就是读了柏杨的人一定要读李敖。我把海报送去,她就帮我发遍了全国,海报跟着这本书发遍了全国,当时每家书店里都贴着这张海报。那个时候还没人这么干,所以我们的海报给了书店,人家还会贴上。今天你给书店海报、易拉宝、单张,书店根本就不接收,但是在当时是可以的。就靠着这张海报,李敖的这本书一下子就卖了20万册。
樊登:您能跟我们讲讲,杨绛先生在生活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李昕:极其认真、一丝不苟的人。
樊登:就在三里河寓所,您去过?
李昕:对,我去过很多次她家。我给你讲一个小例子,就是现在有些人看到的是杨绛常常要为自己维权,比如说有人没经她允许,用了她和钱锺书的照片,或者用了钱锺书的什么手记,她要维权,她要制止人家,不许人家这么做,要不然就要打官司。有人就觉得,她这么做是不是太计较了,但我觉得,他们这么想是因为不了解杨先生的性格。杨先生就是这么一个认真的人,她非常在意办事要公平。这公平包括对自己公平,也包括对别人公平。
樊登:我有一个问题,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有作为的大作家都这么长寿,您认识的百岁老人都有好几位。
李昕:我觉得是胸怀,这些人的胸襟比较开阔,头脑比较通达,看得透。比如说杨绛先生,那真的是超然物外,所以她长寿。马识途也是这样,马识途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就是吃得、睡得、走得、写得、受得。“受得”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罪都能受,受罪的时候自己也不认为是受罪,很坦然,心态好,什么都能接受,所以就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