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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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非凡精读馆,我是杜素娟。
今天我要为大家解读的作品,是大家非常熟悉、至少一定听说过的鲁迅先生的散文集《野草》。
《野草》是鲁迅创作于1924年到1926年的作品,全书连同“题辞”共24篇,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秋夜》《雪》《风筝》,都曾经纳入过中学课本。但是《野草》和《呐喊》中的那些有明确的人物和故事的小说不太一样,《野草》大多是篇幅短小、情节简略的散文,常常通过梦境、对话,以及一些看似难以理解的奇异画面和形象展开,表达的是一些非常复杂、隐秘的内心感受。
因此,我们第一次读《野草》时,常常觉得晦涩、难懂,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以前对《野草》进行的解读,主要是强调其中包含的跟北洋政府对抗、社会文化批判、国民性反思等内涵。这当然是有道理的,毕竟没有任何作品可以脱离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的影响,更何况像鲁迅这样一位社会斗士,他本身对于社会文化就十分关注。
在《野草》中,也的确有几篇明显带有社会文化批判色彩的文章。比如说《失掉的好地狱》《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和《呐喊》一样,是讽刺庸众和奴性的;《我的失恋》《狗的驳诘》《立论》,是讽刺人性的无聊、堕落和狡猾的。但更多作品无法停留在对社会文化和人性的批判之上,因为所谓的社会文化和人性的批判,它的矛头是指向外在的,包括外在的人性、他人,以及外在环境。但是《野草》中大部分的篇幅,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它批判的锋芒是向内的,是对于自我的批判、反思和剖析。
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说,《野草》是一部无时态的作品,因为它是向内的,讲的是自我。我们知道自我的问题是穿越时代的,我们对自我的迷惑和痛苦在每一代人身上都存在。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看《野草》,我们就能够看到《野草》所讲述的一切痛苦,今天的人类依然在经历,它所蕴藏的力量,依然可以帮助今天的我们直面内心的隐痛,从我们内心的阴影处出发,去发现、去分析、去思考那个迷失的自己。
一、鲁迅为什么会写《野草》?
首先,我们来讲讲鲁迅为什么会写《野草》。
《野草》的第一篇散文是《秋夜》,最后一篇散文是《一觉》。这23篇散文写作的时间,是1924年到1926年,这三年对鲁迅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如果不了解这一写作背景,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野草》。我把这两年称为鲁迅个人世界全方位遭受重创的两年。但由于鲁迅是在1918年至1923年迅速成名,很多时候,我们会忽视这个严重的创伤阶段的存在。
的确,如果我们翻看鲁迅的成名史,1918年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在那以后,4年之间,他用井喷式的方式写出了后来收入《呐喊》的所有作品。那个活了37年仍寂寂无名的周树人,在短短四年间迅速成为人人皆知的作家鲁迅。
当时,在他成名以后,北京的大学都抢着聘他为讲师,他也的确在六七所大学里面同时兼职,各种文学组织抢着请他当导师,他自己也办刊物、办社团,成了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被众人簇拥。所以1918到1923年,37岁的鲁迅的确是一步步地走进了他人生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高光时刻。
我们可能觉得,一个人成名了,他就取得了人生的巨大成功,他的世界自然也会顺风顺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这只是我们的错觉,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多时候,所谓成名不过是人生中一段更艰巨历程的开端,成名的负面效应,永远是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无法逃避。
那么,鲁迅经历的负面效应是什么呢?我们曾经讲过,一个人的世界是由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共同构成,而外在世界又包括两个方面:我和他人的关系,我和社会的关系。内在世界是我和自己的关系。鲁迅遭遇的负面效应,就是外在世界的重创。
我和他人的关系,是周边小环境;我和社会的关系,是更为宏观的大环境。那些看不见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构成了我们这个大的外在环境。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鲁迅,我们会发现,鲁迅在成名之后,他的这一大一小两个层次的外在空间,都先后遭受了重创。
首先就是同行之间的恶意,我们一般称之为文人相轻,还有一些有名气、有身份的人群,会对他产生排斥和攻击。除了有利益的冲突,在观念方面,鲁迅的思想核心,是站在当时青年人的角度批判旧的家庭文化中的家长制、旧的社会文化中的宗法制,对于那些守旧派和保守主义者而言,当然也是不能原谅的冒犯。
因此,针对他的舆论攻击、讽刺挖苦甚至歪曲诋毁纷至沓来。他批判伤害年轻人成长的旧的家庭文化和社会文化,可是那些思想守旧者,也会默契地结成舆论团伙,开始进攻他。令鲁迅伤心的是,在这些守旧者当中,甚至也有不少年轻人,因为这些年轻人的头脑也已经被旧规矩、旧意识深度驯化。
在《野草》中,有一篇《这样的战士》,表达的就是鲁迅的这样一种处境。他揭开了那些攻击者的面纱,他说那些围攻他的人当中,有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请注意他的罗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组合。从年龄上来说,攻击他的有老人、中年和青年;从地位上来说,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从资历而言,他们甚至都是握有一定的社会话语权和社会审判权的人。
所以鲁迅说,这些人的头上有各种各样的旗帜,绣出各种各样的好名称。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都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他们是这些好名词的代言人。这就相当可怕了,这些人组成的舆论讨伐,几乎是致命的。因为这些人用专家、学者的名头护身,有各种让人敬畏的头衔和话语权,或者本身就是年轻人中的一员,他们说出的话似乎更能代表学问、道德、文明和青年人。
鲁迅说跟这些人对阵是可怕的,你攻击他们,就好像在攻击真理,攻击道德,攻击文明,你自己才是那个野人,所以他根本打不过。
所以,在这样的舆论攻击当中,他越是举起投枪,越是把自己弄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所以鲁迅把这些人称为自己的“无物之阵”。什么是“无物之阵”呢?你对他们举起投枪,但你无法击中他们,他们在攻击中,他们代表真理。当你向他们投出指向荒谬的投枪时,他们全都安然消失在代表正确的无形矩阵里。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网暴”,但在鲁迅的周边环境里,除了这种“民国式网暴”构成的外围周边之外,还有更大的崩塌。这就是发生在1923年的兄弟失和事件。
1923年7月,鲁迅和兄弟周作人绝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