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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非凡精读馆!我是徐英瑾。
今天我要和大家介绍的这部著作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的历史观,是一种典型的西欧中心论的历史观,他认为整个西方文明就是世界的核心。他当然也知道中国的存在,但是在这本书里面,他把中国的文明看成是一种遥远的存在,而且认为中国文明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精神的成长,只有一些无聊事件的不断重复。
而斯宾格勒是把不同的文明说成是不同的赛道,阿拉伯文明有阿拉伯文明的赛道,中华文明有中华文明的赛道,西方文明有西方文明的赛道,而且每一个赛道上所出现的这个事情,也都可以按照有机体的术语,描述出幼稚期、青年期、成熟期和衰老期,这也就是说,跑到最后肯定是越跑越慢,最后都跑不动了。
西方人写的这个历史书,往往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斯宾格勒就完全把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给打破了。他认为世界上的主要文明,都有建立自己独立叙事的可能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差异性,可能是大于它们的相同性的,所以他看到了各个文明体系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关系。
斯宾格勒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西方在没落,他认为西方文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就是对于资本的追求,最后会导致西方文明的自我毁灭。
就是西方的没落背后,是富裕所导致的精神溃散,这个精神溃散实际上是要比物质上的贫乏更加可怕的一个因素,会在骨子里腐蚀西方,这是斯宾格勒的这本书特别有趣的一个地方。他是站在精神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元气的角度,来讨论一个文明自身的生命周期。
一、西方历史中心论
那么首先,为什么在斯宾格勒看来,欧洲的历史中心论是错误的呢?
西方中心论很显然就是把整个西方的历史的重要性全面夸大,然后把他们所看不到的,或者了解比较少的事情的篇幅予以缩减。在这个过程中,像中国的文明系统,就会受到很大的漠视,这就会导致很多问题。
迪士尼的新版电影《花木兰》就体现了这种错误的历史观。比如,电影里面有很多凌乱的镜头,就像那个花木兰和她父亲谈忠勇的时候,谈对国家的责任的时候,背景是福建的土楼。
任何一个对中国文化有比较深了解的人,都会觉得这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土楼代表的是中国南方的文化,但是花木兰的故事肯定是发生在北方。这就说明,西方人根本就没有兴趣,把中国的不同省份的亚文化做一个分割,也没有兴趣分清楚中国不同朝代的文化之间的区别。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他们在处理中国材料的时候,是何等漫不经心。
实际上自清代以来,洋人进入中国以后,是有很多优秀的汉学家的。对一些中国境内的文明,甚至西方学者的了解,要比中国学者水平还高一点。但是,他们的知识也很难进入主流史学的视野,改变他们对于中国的种种看法。广大民众对于中国历史,仍然非常无知。
另外斯宾格勒又问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就是在西方的历史教学里面,它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近现代史的教育,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视,对于古代史比较轻视。
斯宾格勒就针对这个倾向问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十八世纪凭什么要比之前的六十个世纪更为重要呢?把短短几个世纪,且完全局限在西欧的近代历史,同上下数千年的古代历史对立起来,而且还把大堆的前希腊文化,全都偶然堆积在古代史当中,不加审查也不加整理,这样做,难道不是极其荒诞可笑的事情吗?
实际上,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分类原则,才能够对历史的本相,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斯宾格勒的这个批评,可能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在地理上以欧洲为中心,在时间上以近世为中心的历史观,被斯宾格勒称为托勒密的史学观。
托勒密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在伽利略发起天文学革命之前,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就是地心说。地心说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以我眼前能够看到的这些事情作为中心,我看不到的或者我看不清楚的,都是远方。所以欧洲人站在欧洲的地平线上,站在欧洲的一亩三分地里面,并且以近代的历史为着眼点,当然会认为远方的所有一切,都要围绕着他转。
那么斯宾格勒与之对抗,就提出了哥白尼式的历史观。哥白尼式的历史观,就是不要太把欧洲人的当下当一回事,而要尊重天上运行的其他星星。他在这里就提出了对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美洲文明和阿拉伯文明这样的一种尊重的态度:有可能这些文明,和我们一样璀璨和伟大。
在这里他特别指出了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做法,修昔底德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在我修昔底德出生之前,整个世界上没有发生重大的事件。”
就是希腊人是很难通过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文献的阅读,清楚地了解到在这些史学家出生几百年前,希腊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对那时候的事情虽然有记录,但这个记录方式,都是带有强烈的神话气质的。比如特洛伊攻占的故事,几乎所有的希腊人都了解这个故事,但希腊人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这段故事的呢?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像《荷马史诗》这样一些文艺作品,这里面又掺杂了很多神话。
我们今天对于早期希腊文明的一些了解,比如像迈锡尼文明、克里特岛文明,基本是通过近现代的考古,利用近现代的学术考证的方法,慢慢地把这段历史清理出来,这就说明整个希腊人是处在历史近视眼的精神状态当中的。实证科学的精神兴起以后,考古成为了一个标准的作业以后,西方人才开始重视考古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把神话和实证科学——可以承认的历史相互区分开来。
我在这里想借助中国的经验来讲一讲,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和中国历史之间的一个关联。虽然中国古代的历史技术,它在理性上相对来说比较早熟,比如实际上我们去看像《史记》这种书,对于很多伟大历史人物的诞生,虽然带有一点点神话色彩,但是这个神话色彩并不浓郁,它在根子上还是一个人本主义的历史,并不是人和神相互交汇的历史,所以在这一点而言,我们的精神比西方人要早熟一点。
但尽管如此,以一种实证的态度来清理历史,是中国历史相对晚期才发生的事情。像《资治通鉴》对于古代历史书当中,经常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迷信说法,只要在科学理性上觉得不对劲的,基本上都不会采纳的。
比如《后汉书》里面有一些记录,我简直是没有办法看,比如说豫章郡的一个郡守,突然发现这个地方老虎特别多,豫章郡的郡守就说:“大家商议商议该怎么办。”下面人说:“那么我们就组织捕虎队,然后把这些老虎全部打掉,不让它们祸害老百姓。”那个豫章郡的太守说:“不对,老虎太多,归根结底是因为仁义不彰,而不是因为捕虎的陷阱太少。”到最后他就彰显仁义了,结果虎害也就结束了,老虎都到别的州郡去吃别人了,反正这个地方它就不吃人了。
这种记载简直是胡说八道到极点,你这个仁义彰不彰,和这畜生有什么关系?这里的因果关系是非常非常混乱的。但是在《资治通鉴》里面,这样的描述都被大量去掉了,留下来的是一个理性主义所能够容忍的历史框架。
二、“观相式”历史研究法
那么西方中心论有一套排列历史的方式,这个方式就是非常机械地把所有材料往同一个赛道里面扔,然后分成古代史、中世纪史、近现代史,现在这套体系崩溃了,然后我们就要重新来排这个赛道了。
那么怎么保证这个过程不产生某种任意性呢?为什么你对于各个文明的区分就是合理的呢?为什么你划的这些赛道是合理的呢?斯宾格勒的一个方法就是,根据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异同,来划出不同的赛道。那么怎么对各个文明形态之间的异同进行精确厘定呢?他就提出了一个方法——观相学。
观相学是什么意思呢?